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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论文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

时间:2021年01月24日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其中内蕴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质。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何以必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思想,继承发展了传统法治思想的相应内容,赋予自身以浓厚的传统法治理论底蕴;习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其中内蕴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质。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何以必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思想,继承发展了传统法治思想的相应内容,赋予自身以浓厚的传统法治理论底蕴;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彰显了传统民本思想关于尊民爱民、惠民安民的价值旨趣;习近平法治思想吸收借鉴了传统廉政思想关于为官者从政能力和道德修养的精髓要义,对领导干部能力素养提出了新的法治素质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宏观逻辑布展和微观具体建设上,折射出中国哲学的整体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和创新思维方式。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传统法治思想;传统民本思想;传统廉政思想;中国哲学思维方式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并将其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1]。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具有承继历史、立足现实与开创未来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法治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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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在这一意义上,只有厘清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发展关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其理论要义、价值主旨与精神实质。此前,学界已有大量有关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研究的学术成果,也不乏少量直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研究主题的理论成果,但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专门加以联系探讨的较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宏伟征途中,如何从作为我们民族“根”与“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养料,将其转化成治国理政智慧,已然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课题。因此,探赜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是回答这一时代之问的重要回音。

  一、传统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底蕴人类社会有“法制”的痕迹并不意味着就助产了“法治”的诞生。起源于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中华传统法治思想,以特有的理论基质与思想内涵契合了法治精神,中华传统法治思想便是这一意义上的指谓。它既有法家强调的以法治国理念,也有儒家主张的“德刑相辅”思想,其卓越的法治文化内核一同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底蕴。

  第一,关于以法治国何以必要的问题。“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之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这突出了法律具有扬善除暴、规定百姓权利义务、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四),意旨国家治理之术在于以法律的手段来处理政事与民事。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这是说国家繁荣强盛之精髓莫过于厉行法治,而国家贫弱动乱不安的要害在于法立不全、有法不行、执法不正。与上述法家法治思想不同,儒家在治世上虽主张施以仁政,但也认识到与法相辅的重要性。“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强调国家治理的出发点是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荀子·成相》),则启迪我们国家治理绝对不能单独推行德治或法治,而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第二,关于立法的思想。“凡将举事,令必先出”(《管子·立政》),突出法律政令的制定与颁布对于国家宏图事业的发展具有先前性与导轨性,立好法至关重要。“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王安石《周公》),说明了国家治理的好坏与是否能立善法密切相关。

  第三,关于执法的思想。“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王勃《上刘右相书》),“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以及“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王符《潜夫论·述赦》)等理论,都强调国家在对待法律与执法的问题上要维护法律权威,严格执法,否则就会导致政权的崩溃与动乱。

  第四,关于司法的思想。“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管子·版法解》),以及“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这些思想,无一不强调法律的平等性,要求国家必须公正司法。传统法治思想实际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意识表现,因而难以避免地带有由阶级局限性附属的陈腐东西。那么在以封建体制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虚假共同体”中,所谓的法无非是带有诡秘色彩的以“君权神授”布道粉饰的历代君主关于法的思想的集合,其效用只是封建地主阶级用以阶级统治的工具。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3]。

  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发展了传统法治思想,赋予自身以浓郁的传统法治理论底蕴。第一,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必要性。从历史和现实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历史性倒退,部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法制的无视与破坏引起的,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则得益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与完善。将目光移至世界,西方实现现代化发展依托的一个重要武器是法治而不是人治,而其它国家现代化道路出现倒退、举步维艰的原因与法治不彰有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为实现历史使命所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不确定与难以预见的矛盾风险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都紧扣着历史使命,旨在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法治保障,体现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法者,天下之仪也”(《管子·禁藏》)等传统法治精神。

  第二,关于科学立法思想。“建章立法需要讲求科学精神,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规律”[4]281,这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来指导立法。这要求我们要根据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自觉站在人民立场,与时俱进地完善刑法、行政法与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回应人民立法期盼以提高立法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下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完善与《民法典》颁布实施等重要立法工作的讲话中,有力展现了“观俗立法”“立善法”等传统立法思想。

  第三,关于严格执法思想。科学立法是为了促进良法的产生,而良法则是实现善治的手段与方式,良法的数量与质量再好,如果不严格执行,那么法律无异于写在纸上的“纸老虎”与“稻草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5]。纵观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形形色色问题,不是因为立法缺失、规范缺位,而更多的是有法不依与失于规制才导致了各种严重践踏法律、破坏法治的徇私枉法、以权谋私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说明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要以严格执法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映现了“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与天下”(《贞观政要·论公平》)等传统执法要义。第四,关于公正司法思想。严格执法是为了使社会公平正义能够得到有力彰显,而司法公正则是严格执法的有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法律人人平等的适用性,其关于党的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6]等主张,蕴含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道私者乱、道法者治”(《韩非子·诡使》)等传统司法精髓。

  二、传统民本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旨趣彰显

  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为内核的传统民本思想,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中均占有重要的指导地位。其主要具有以下三个内容:第一,尊民爱民是国家治理之道。“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五子之歌》),强调统治者要学会尊民之术、重视人民力量。儒家素来倡导爱民之仁政,认为巩固政权之道在于“得其民”“得其心”(《孟子·离娄上》)。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国家兴亡发达或衰弱动乱也取决于是否尊重人民意愿、怜爱人民。此外,张载的“为生民立命”,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等济世爱民情怀,与之一起彰显了传统民本思想对于尊敬百姓、爱怜百姓的国家治理理念与价值追求。

  第二,重视君民关系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要。虽然封建君主被他们的意识形态家宣扬为“天之子”而获得了与自然力感应对接的“合法”统治身份,但他们并不是一味无度地剥削压榨人民,相反出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君”(《荀子·大略》)等重视人民地位与作用的君民关系思想。荀子以舟与水作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朝》),深刻揭示了“君”与“民”之间荣辱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

  三、传统廉政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建设借鉴

  古代圣贤们对为官者如何从政、从好政的问题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思考,主要形成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周礼·天官冢宰》),即重视为政者业务能力与品德修养为双重特征的传统廉政思想。在儒家“修齐治平”、特别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理想感召下,古代官员们的从政能力培养多导向“四书”“五经”等史学经典学习,而且更多强调为官者的道德自律与行动自省。其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内容:第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周官辩非》),诚告从政者要心系百姓,实行于民众有利之策。

  第二,“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伊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周礼·毕命》),忠告做官者要勤于省思自身不足,在对待法律政令、乃至为人处世方面要勇于作出表率,以上率下。

  第三,“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尸子·君治》),“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与公肃甥书》》),“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告诫国家要严厉惩处官员腐败、建设廉政之治,而官员也要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总之,传统廉政思想关于为官者从政能力与道德修养的精辟见解,对于今天反腐倡廉建设和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的塑造仍具有跨越时空场域的理论借鉴意义。

  四、中国哲学思维: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思维方式

  面对浩瀚苍穹,人们与生俱来就素有解密世界、探索人的意义的本能。我们在观察世界、思考世界、解释世界,认识把握人与世界关系并使之迎合人自身的改造活动时所带有的哲学特征的思考方式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投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看,从前带有一切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色彩的哲学不是以这样就是以那样的方式循环着颠倒物质与意识的路子,因而难以避免地滑入这样的非科学的哲学泥潭或陷入那样的非科学的哲学深渊。我们今天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因为它对以往一切旧哲学进行了彻底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实现了旧元素的新的排列组合。

  结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除了内蕴有传统法治思想、传统民本思想、传统廉政思想、中国哲学思维等中华传统文化基质外,还内生有传统修身思想、大同社会理想等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如在全民守法上,强调“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诚信守法的精神、尊重法律权威的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等等”[15],契合了“修其心、治其身”(《洪范传》),“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周易·系辞上)等传统修身思想。再如,强调用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体系以更好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变革,体现了“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道德经》)等大同社会理想胸怀。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习近平法治思想也继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成果使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11-18(00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9.

  [3]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2015(1):3-8.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5]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7.

  作者:李文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