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期刊
在线客服

咨询客服 咨询客服

客服电话:18910126978

咨询邮箱:zzstgw@126.com

政法论文

从史料分析看中共在上海的初创

时间:2021年01月09日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点击次数:

摘 要:对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一些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 一些中共创建参与者回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逐渐变为党组织。 此说颇有可疑之处。 日本人坂西多郎记述: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再建党。 此说只了解一些表象,不了解党的组织已先于团秘密创

  摘 要:对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一些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 一些中共创建参与者回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逐渐变为党组织‍‌‍‍‌‍‌‍‍‍‌‍‍‌‍‍‍‌‍‍‌‍‍‍‌‍‍‍‍‌‍‌‍‌‍‌‍‍‌‍‍‍‍‍‍‍‍‍‌‍‍‌‍‍‌‍‌‍‌‍。 此说颇有可疑之处。 日本人坂西多郎记述: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再建党。 此说只了解一些表象,不了解党的组织已先于团秘密创建。 维经斯基向俄共中央远东局的报告中说,是组建“革命局”。 分析各种史料,可知党的具体创建过程大致为:1920年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与陈独秀联系,召开社会主义者座谈会。 曾计划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会议,未行。 7月初,维经斯基的上司到中国督阵,加快建党。 维经斯基随即在上海建立“革命局”,继而北京等地亦成立同样组织。 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主持的上海革命局,为中国共产党总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是党的支部。 上海革命局创办外国语学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宣传、组织和工运工作。

  关键词:中共上海初创;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社会主义青年团; 革命局

  有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历史,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往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而涉及一些关节点的史料又嫌不足,因而,对史料的不同取舍,影响到对中共具体创建过程的认知。 故而,在史料不很充足的情况下,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现有史料的判别和分析。

  党校论文投稿刊物: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

  中共上海初创史料中的不同说法

  有关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一些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 例如:

  中国共产党上海创建的一些参与者,在回忆录里说:中共在上海的创建,是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先举行社会主义者座谈会,继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演变为上海共产主义组织。

  日本坂西多郎的报道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步骤,是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密商,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建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是与建党同时的事:“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后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共产党方具雏形”。 [1]61,62

  维经斯基写信向俄共中央远东局汇报中共上海建党经过:他来上海后开展各项活动,与中国革命活动人物广泛联系,曾计划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会议,以成立党。 而后来成立上海党的核心组织“革命局”,接着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拟成立北京(已成立)、广州、汉口等处“革命局”(相当于原来中共党史著述所称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只有从不同说法的史料分析入手,才能厘清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

  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党说

  一些参与上海建党活动者的回忆录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后,找到陈独秀,先召开社会主义者座谈会,继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后成立共产党。

  李达说:“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多次座谈……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 ”[2]7李达于是年8月由日本回沪,8月以前的情况他未亲历,只能是听闻。

  邵力子回忆:“一九二〇年五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参加研究会的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独秀、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 此外,商务印书馆有沈雁冰、杨贤江(编《学生杂志》),也常常在一起谈谈,但未参加研究会。 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 成员起了一些变化。 有的因思想习惯,有的因工作关系,先后退出。 ”[3]61-62

  陈望道回忆:“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 ……大家(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笔者注)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了下列几项工作:1.办了一个平民女校……。 2.办了三个工会: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3.办了一个青年学校,当时叫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4.宣传工作……。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第三国际有联系,重要的事情找他们商量。 ”[4]20-22按照陈望道回忆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共产党几乎就是一回事。

  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再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说法,被主流党史著作所采用。 然而,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变为中国共产党的说法,也有可疑之处。

  据载:在北京,最早成立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对其成立的时间有不同说法。 有说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5]152注⑤刘仁静说,他是1920年冬天参加的。 [6]114而朱务善说,1918年李大钊和高一涵发起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但未开展工作‍‌‍‍‌‍‌‍‍‍‌‍‍‌‍‍‍‌‍‍‌‍‍‍‌‍‍‍‍‌‍‌‍‌‍‌‍‍‌‍‍‍‍‍‍‍‍‍‌‍‍‌‍‍‌‍‌‍‌‍。 1920年组织起来,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宣布。 [7]118-120罗章龙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一九二〇年三月。 ”[8]188按照这些回忆,北京建党过程确实循此程序——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才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团体)”的。

  有的回忆录对上海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建党的说法不认同,说不记得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如沈雁冰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9]46

  而据张国焘说:1920年夏(7月下旬),陈独秀曾经对他谈到建党后的工作打算,除了准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同时组织,但比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还要松懈一些,即是说每个会员只要有兴趣研究马克思学说就行了,不须参加党的实际工作”。 [10]97按这一说法,是党组织成立后,再考虑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如果上海建党前已经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么,陈独秀应当说:继续保留或重新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不会说,建党后,在建团的同时,再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先成立党组织,后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说法似乎得到旁证。 中国共产党1920年在上海创立后,1921年4月13日《民国日报》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章程》,其宗旨为:“本社专以研究马克思底学说为宗旨。 ”研究会的活动方式是共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书籍,共同讨论,请有研究者讲演。 [11]15

  还有一说:在建党过程中,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据称:“一方面即由独秀找北平李大钊、广州谭平山到沪,与戴季陶、沈玄庐密商; 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共产党方具雏形。 ”[1]62

  根据上述史料,就上海而言,以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党的说法,尚难定论。 按照一些说法,“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非建党的预备和前奏,而是在建党之后或建党过程中成立的。 故此说只能悬疑。

  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党说

  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日本《劳动》月刊发表坂西多郎撰写的文章,报道中国共产党创立活动的情况,说中共的创建,是先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的。 这一资料说:“民八,陈独秀自北大教育长被逐抵沪,时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沈玄庐等在沪办《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 无政府主义者遣派金家凤、袁振英等在沪倡无政府主义。 此时新文化运动者会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迁沪出版,甚为蓬勃。 而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

  抵沪后住霞飞路716号,即现在道路协会原址。 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二号(即现铭德里)寓柏文蔚处。 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其时又以国内思潮汹涌,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及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独秀与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 当时以法界当局对革命党之行动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时时索诈危害,乃由张继、柏文蔚二人之与法界有关系者出为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里六号(即现新铭德里)为团址,并办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 团务即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 事务由俞秀松主持; 总务由杨明斋担任。 但此项组织尚系各个社会主义混合物,而非马克思主义之干部。

  故当时曾推定八人筹办《共产党》月刊,其人选至复杂,有陈独秀、张崧年、袁振英、金家凤、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及杨明斋等,一切经费当时均由维丁司克担任之。 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时,当有日人坂西多郎及韩人柏克及安某等参加之(日本《劳动》月刊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情形完全刊出即系坂西之作也)。 ”[1]60-61

  这一资料有一些明显的情节错谬。 例如:陈独秀担任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是此材料中所说的“北大教育长”。 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成立,当时由俞秀松、杨明斋主持工作。 而施存统早在7月已赴日本,故说青年团刚成立时,施存统即参加主持团务,显然不对。 施存统于1922年1月回国,被授命恢复工作陷于停顿的青年团。 5月,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施存统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 [12]72从坂西文将施存统排列于主持团务工作第一人这一情节分析,坂西此文可能撰写于1922年施存统主持青年团中央工作之后。

  虽然坂西文中所述有些情节不确,但是,此文对中共创建的一些操作过程,叙述似乎是清晰的,也有与实际情况吻合之处。 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成立后,确实以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的公开外衣作掩护,开展活动。

  办外国语学社,教授外语,这是极为正大光明的事,这样的信息可以公开发布。 《民国日报》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三十日,曾在头版刊登《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 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 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 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 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 日内即行开课。 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此白。 ”[13]62

  当时举办青年团也是可以公开说的‍‌‍‍‌‍‌‍‍‍‌‍‍‌‍‍‍‌‍‍‌‍‍‍‌‍‍‍‍‌‍‌‍‌‍‌‍‍‌‍‍‍‍‍‍‍‍‍‌‍‍‌‍‍‌‍‌‍‌‍。 以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的名义,曾发出一则《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 内称:“国家民族之强弱兴替,及社会之健全与否,系于青年。 以是,近代国家咸趋重青年运动。 对于青年团之组织,无不充分发展。 无论通商大埠及农村小镇,到处普遍设立,均有健全之组织。 发展青运,尤以轴心国家最称完备,与其军事政情之进展,相为比例焉。 ……本团不揣棉薄,矢志为民请命,忘其固陋,锐意为民前驱。 祗以成立伊始,粗具规模,拟办各点,经纬万端,因乏相当之基金,犹感进行迟缓。 敬希邦人君子及当代宏达,鼎力匡襄,予以惠助,俾基金有着,团务自易策动……”启事末尾署:“诸暨俞秀松撰”,钤“柏青之印”。 [13]96-97

  显然,办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党的干部。 而学社发布招生广告和发布青年团募集基金启事,看来主要用意并非为招徕多少学员和募集多少基金,意图显然是公开身份,取得安全保障,应对可能的密探和干扰,从而掩护党的秘密活动。

  然而,坂西文叙述创办青年团的情况,毕竟是只了解到中共创建活动外表的情况,并不真正了解中共秘密创立的过程。 早在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创立之前,以“革命局”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已秘密产生了。

  维经斯基的工作进展和创建中共的计划

  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曾陆续向俄共中央远东局写信,汇报他在上海活动的情况。

  他到上海经过一段工作后,于6月向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写信,报告工作进展。 他说:“在加强联系和完成我拟定的计划方面,工作有些进展。 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 ”[14]28这指的是,维经斯基到上海后,首先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联系,继则与《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和李汉俊、沈玄庐和共学社张东荪等社会主义者等人士联系,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思想,同时介绍宣传苏俄革命后的情况。 他把这些社会主义者头面人物称作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 他信中说,他还通过一些朋友在上海之外的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开展工作,与当地的革命者联系。

  他说:“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 ……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 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 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 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 ”[14]28-29

  信中透露了维经斯基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安排,就是通过陈独秀联系国内“各个城市的革命者”,准备在7月初召开一次“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 这里的“华北”,不同于通常所指的地理范围。 当时苏俄人士把广州称为华南,把长江一带说成“华北”。 维经斯基拟议在上海,由陈独秀联络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的会议,以便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统一的团体)。 这表明,维经斯基决不局限于在上海建立党组织,而着眼于建立全国性的党组织。

  维经斯基信里讲到,准备请来开会的,除了社会主义者,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 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点上,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存在着建党指导思想的分歧。 有的著作认为:维经斯基(俄方)与陈独秀“在中国建党指导思想上有一个重大的分歧。 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个对中国现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党,明确认为可以容纳无政府主义者”。 “陈独秀则要建立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15]249-250

  此说似值得怀疑。 事实上,中共在上海发起创建也好,在北京、广州等地建立党组织也好,开始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者参加在内。 建党时陈独秀就认为:“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来; 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 ”[10]96可见,陈独秀建党时,也不排斥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人参加。

  劭力子说:“‘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工作的……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 有的甚至以为俄国革命胜利,虚无党也有功劳,因此一部分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沈玄庐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但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3]70俞秀松日记里说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 ”[16]297这说明,参与中共创建活动的俞秀松,当时也是信奉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分不清楚无政府主义与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

  后来,维经斯基准备在7月初召开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有的学者说:“由于陈独秀的抵制,维经斯基计划在7月初就召开陈独秀‘写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派来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的意图,没有实现。 ”“维经斯基显然听取了陈独秀的意见,变通办法,采取在上海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共产党发起组的方式。 ”[15]249-250计划中的会议未召开,恐怕实际原因并非如是。

  原来,维经斯基的上司、共产国际远东局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于7月初亲自到中国催促成立中国共产党来了。

  上海建立革命局,中国共产党创立

  像当年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中国建党的有关报告这样一些档案资料,是中共建党活动的重要记录‍‌‍‍‌‍‌‍‍‍‌‍‍‌‍‍‍‌‍‍‌‍‍‍‌‍‍‍‍‌‍‌‍‌‍‌‍‍‌‍‍‍‍‍‍‍‍‍‌‍‍‌‍‍‌‍‌‍‌‍。

  1920年7月4日,维连斯基带着他的几名助手来到北京。 当时俄共驻上海、天津等地的代表被召集到北京,于7月5日至7日举行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的首要内容,就是检查在华工作的“组织成果”。 这“组织成果”,自然指的是推进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作的进展:“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7]41

  维经斯基原先计划在7月初举行的中国各地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没有举行,他加紧推进上海中共创建工作。 实际是如何进行的呢?

  维经斯基在8月17日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信报告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18]31此信中还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 目前还只建立了一个北京局,该局在按照我的指示与米诺尔同志和柏烈伟教授合作。 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下面暂设两个部,即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18]32-33“在成立广州局的同时,我们在汉口也成立一个局。 ”[18]35信中还说:“我们对最近工作的展望是: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 ”[18]33-34

  经过7月初维连斯基在北京召集的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维经斯基担负的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加快了步伐。 他改变了原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建党的主意,而是采取分别在几个重要城市,首先在上海秘密建立党组织的办法。

  他计划和实施的几项建党工作过程是:

  1.原先计划7月初召开的各地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予以放弃,而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 这是维连斯基亲到中国来催促加速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结果。

  维经斯基来华的使命和工作,就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他的上司维连斯基亲自到中国来督阵,检查他的工作和组织成果,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而他8月17日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报告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 ”他把成立上海革命局视为他的“工作成果”。 这不正好说明,革命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吗?

  2.在上海设立革命局,表明中共党组织架构的建立。

  “革命局”是维经斯基在向上级报告时对机构性质的称谓,并不一定是机构的实际名称,实际名称应该就是他要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上海革命局由5名成员,即维经斯基和4名中国革命者组成。 正如《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一书编译者所注:“在4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 ”[18]31注⑤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是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另有其他三人)。 故革命局的成立,标志着上海中共党组织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了。 而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这表明,党组织具备了分工负责的执行机构,有了工作班子。

  维经斯基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 ”[18]3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一书的编译者注:“李同志”指李震瀛。 查李震瀛为天津觉悟社成员,在南开大学学习。 1921年秋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上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兼《劳动周刊》编辑。 1920年他不可能为上海革命局成员。 参与上海建党活动的,确有一个“震瀛”,但那是袁震瀛,即袁振英。 “李同志”当为李汉俊。

  报告说:“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 我们通讯社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 ”[18]32该信编译者注:这一同志即杨明斋。 杨明斋为维经斯基秘书,为中国人,他担任俄华通讯社的社长,又担任掩护党秘密活动的公开机构——外国语学社社长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务工作,处于关键岗位。 按照维经斯基报告中说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革命局,故杨明斋很可能是上海革命局成员。

  3.上海的革命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部。

  维经斯基报告说:除成立上海革命局外,还安排建立北京革命局、广州革命局和汉口革命局。 建立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局,正好与过去著述中所称这几个地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忆相吻合。

  需要注意的是,上海革命局与北京等处革命局不是平行关系。 因为上海的革命局首先建立,而且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主持,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部,其他地方的革命局则是中共的支部。 维经斯基8月17日信中说,北京局已经设立。 陈独秀指定的张申府和李大钊当为其核心党员。 据张申府回忆:“一九二〇年八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成立党的事。 ”后来他们发展党员,首先发展了张国焘。 [19]548这就是说,北京的党组织的核心成员,是由上海革命局陈独秀指定的‍‌‍‍‌‍‌‍‍‍‌‍‍‌‍‍‍‌‍‍‌‍‍‍‌‍‍‍‍‌‍‌‍‌‍‌‍‍‌‍‍‍‍‍‍‍‍‍‌‍‍‌‍‍‌‍‌‍‌‍。 其他地方的党员,也是由陈独秀、李汉俊等指定联系发展的。 由此可见,上海革命局与北京革命局是党的总部与支部之间的关系。

  4.1920年8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维经斯基8月17日信中说,希望在这个月内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果然,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当时参加中共上海党组织创建的俞秀松年龄最小,任青年团书记,而杨明斋担任团的总务工作。 前引坂西多郎载于日本《劳动》月刊的文章亦说,社会主义青年团,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

  5.上海革命局全面开展宣传、组织和工会工作。

  维经斯基在信中简述了上海革命局各部门的工作开展情况:宣传报道部成立俄华通讯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组织部要召开工会和行会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 该信编译者注:“工会中央局是指工人委员会。 ”[18]32注⑥此注所言疑非是。 工会中央局是指领导工会工作的机关。 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工会工作,后来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共党组织在上海的初创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资料分析,可以得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组织的大体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步,1920年4月,维经斯基到达上海,找到陈独秀,筹划组建共产党的工作。 四五月间,召开社会主义者座谈会,了解各个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主张。 建党,先要摸底排队,这符合事理逻辑。 至于是否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能悬疑。

  第二步,6月,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组织。 当开始提出建立一个政治社团时,张东荪以只参加学术讨论,不参加新建政团,首先退出。 这时,戴季陶暂还参与密商。 据云:戴参与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具体条款。 但在这一过程中,戴季陶借口不同意加入共产党者不能跨党的规定,他不能与孙中山割断关系,因而退出。 有一次开会,沈玄庐勉强拉他去参加。 第二次戴便明确表示不参加了。 [20]35据俞秀松日记记载,6月中旬确实酝酿建党。 [16]297施存统、陈公培参加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十余条,后来他们还分别带去日本和法国。 [20]34

  第三步,7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亲自到中国来督阵,加快中共党的创建。 维经斯基放弃他原来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计划。 19日召开中国积极分子会议,成立革命局。 起初参与中共发起的有陈独秀、戴季陶(半途退出)、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已赴日本)、陈公培(后去法国)、俞秀松、陈望道、邵力子和杨明斋等人。 而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五人组成革命局,建立了核心,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组织。

  1927年,穆辛《中国工人运动概述》一文(俄文)记述:“1920年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的会议在上海召开了。 ”①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写道:“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 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 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 ”[5]156

  现在一些著述根据回忆录,将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创建时间定为1920年8月。 这样判定可能不准确。 试想,当维经斯基的上司亲自从俄国跑来催促他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他不可能拖延到一个多月后再去执行。 他从北京开完会后,会立即加速建党,7月19日建党的日期比较合理。 加以7月19日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日期,这是巧合还是有意选定这个日期,都可以思考。

  第四步,党的总部形成后,具体部署建团、宣传出版和组建工会等工作。 同时联络北京等地建立组织,发展党员。 各地成立革命局,即中共支部。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8月在上海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外国语学社,以公开的团体机构,掩护党的秘密活动。 施复亮(即施存统)回忆:“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 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 ”[20]36党团关系密切,藏党于团,呈党团一体化的状态。 前引坂西多郎的报道中党团混杂的情况,可能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8月出版。 8月15日,李汉俊、陈独秀发起编办的上海工人刊物《劳动界》创刊。

  此后,党的活动陆续展开。 《新青年》从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实际上开始变为共产党的刊物。 陈独秀发表《论政治》一文,明确提出要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露出了“社会党”名称,并以“我党”自谓。

  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筹备发起,11月21日成立。

  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拟定。 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创刊,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号。

  党的各项具体工作陆续进行,但因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相继离开上海,党的工作不免受到影响。 直到次年马林来华,经过筹备,7月下旬召开中共“一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后来,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回到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资料两则[M]//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九六一年七月)[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 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 刘仁静.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一九五七年四月)[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 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11】 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章程[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 施复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 李瑊,主编.俞秀松画传[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9.

  【14】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5】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6】 俞秀松日记[M]//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曾景忠